中国养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兽骨多以猪骨见常，可见养猪在中原和华南地区早已盛行。此后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下列过程。
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已有猪的舍饲。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不同的猪加以区分的要求。古代文献中，即记载了有关各种猪的不同名称，如牝猪称斾,牡猪称愔；小猪称豚, 老猪称亖；体黑头白的称賹,四蹄皆白的称豥等。而彘或猪，则为其通称。
商、周时代养猪技术上的一大创造是发明了阉猪技术，来改善公猪肉的腥臊味，也叫公猪异味。《礼记》载：“豕曰刚鬣，豚曰腯肥”，意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而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在《礼记》之前，“腯肥”这个词在《左传》中已经提到。可见，中国古代对于阉割作用的认识，为时甚早。
汉代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养猪已不仅为了食用，也为积肥。这一情况促进了养猪方式的变化。汉代以前虽已有舍饲,但放牧仍是主要的养猪方式。汉时在某些地区已出现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方式。西汉以后，为了积肥，又设计建造了各种形式的猪圈。在猪种选育方面，《史记》有“留长孺以相彘立名”的记载。据明代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注释，留长孺的相彘法认为“短项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在猪种鉴定上已知猪的生理机能与外部形态的关系，这对汉代选育优良猪种起了很大作用。从出土文物看，华南地区良种猪的外形为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阔,背腰宽广,臀部及大腿发育良好,四肢短小，具有早熟、易肥的特性。由于这些优点，汉代华南小耳型猪被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引入，用以改良那里的本地猪，进而育成了罗马猪（又名拿波利坦猪）。
魏晋南北朝时期
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放牧与舍饲两者密切结合，放牧可以节约饲料，而把有限的精料，使用于冬春的舍饲期。同时也已摸索出了冬天严寒季节初生仔猪的护理、仔猪的补料等方法，以及仔猪断奶后的去势和催肥等技术措施。
唐宋时期
隋、唐时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那时官办养猪场规模可达数千头。到了宋代，养猪业更有较大的发展。猪多价贱的情况，有的文章还谈及当时四川吃猪肉比吃蔬菜便宜。宋《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末年京都（开封）从南熏门赶进猪只时“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说明当时城市对猪肉需求的程度和养猪业的盛况。
元明时期
元代在扩大猪饲料来源方面,有很多创造。江南多湖泊地区已用滋生很快的萍藻一类水生植物来喂猪。山区养猪，有的以橡实为饲料。另外还有用发酵饲料喂猪的。大量利用青粗饲料、适当搭配精料的饲养方式，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
明代中期
养猪业曾经遭受严重摧残。正德十四年(1519)，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被令禁养，旬日之间，远近尽杀，有的则减价贱售或被埋弃。但禁猪之事持续时间不长,正德以后养猪业又很快获得发展,并在养猪技术如猪品种鉴别和饲养方法等方面取得一些成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了当时各地猪种的形态，特别对产于岭南的广东猪种给予极高评价。这种华南猪骨骼细致、早熟易肥、肉质嫩美、繁殖力高、抗病力强、耐粗好养，很早就扬名海外。这和当地饲料来源丰富、多用煮熟番薯、番瓜、红苋菜、芋苗和米麦糠等饲养，有很大关系。
清代及其以后时期
鸦片战争以前,养猪业仍较发达。全国各府、州、县的方志中，大都把猪列为“物产”之一,对一些特产名贵猪种,记载尤详。1770～1780年间，中国猪（广东猪种）被引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郡和巴克夏郡)土猪进行杂交，育成了世界闻名的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1816～1817年又被引入美国，与当地猪交配而育成了波中猪和彻斯特白猪。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内战频仍，自然灾害和疾病流行，养猪业遭到严重摧残，急剧衰落。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养猪业才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养猪总头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水平。
绿色环保时代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以分散的农民养猪为主，规模养猪为辅（分散养猪占70%-75%左右，规模养猪占25%-30%左右）的养猪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未来养猪业将被定位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活动。如何在保持高效生产的同时兼顾环保和动物福利，生产出对人类有益的健康绿色猪肉是当下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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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喜欢吃猪肉的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个产品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得到和他们目前购买的同样高质量的猪肉，但他们将在购得猪肉的同时，明白它是以一种对动物更友善、更人道、更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生产的。因此它是对社会负责的猪肉生产替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