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利表示，虽然近十年来，我国逐步建立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体系，使湿地保护率有所提高，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湿地候鸟迁飞路线、重要江河源头、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等范围内的重要湿地，还未全部纳入保护体系之中，全国湿地保护的空缺还较多，湿地保护管理任务非常艰巨。

十年浙江湿地面积减少27个西湖，H7亚型HA来源于杭州鸭

浙江省林业厅资源处副处长赵岳平日前表示。浙江曾于1995年至2000年首次开展面积100公顷以上湿地的调查，2009年至2011年又组织力量对该省面积8公顷以上的湿地进行第二次调查。经过两次调查，10年间，浙江天然湿地面积减少相当于27个西湖。

上海市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工作推进会透露，近年来上海市近海和海岸湿地状态有显著改变，河口泥沙量不断减少，高潮滩和中潮滩湿地面积不断减少。　　

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23日报道，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青年教师熊成龙、张志杰等以生物信息学为手段，对年初在中国暴发H7N9流感病毒基因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到了该病毒的起源和演化规律，即首次发现该病毒的两个最重要蛋白HA和NA并非如此前中外学术界专家所认为的“分别来源于中国和韩国禽类”，而是起源于中国华东地区的家禽或野鸟。

该成果对今后预防和溯源流感与禽流感有重要意义，近日，相关论文已在线发表在国际传染病领域著名期刊美国《临床感染病》(ClinicalInfectiousDiseases)杂志。

据悉，2013年2月19日起，我国华东地区陆续出现系列流感样病例，3月31日，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确认感染病原为新型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对于该病毒的起源，中外学术界专家普遍认为来自中韩禽类，他们认为根据采集到的1株H7亚型HA（即H7N3病毒）来源于中国杭州的杭州鸭，采集到的7株N9亚型NA（即H7N9）病毒)则来源于韩国禽类。

熊成龙、张志杰研究团队认同中外学术界专家对HA来源的报道，但对NA来源则有异议。该研究团队经过分析最终证实，H7N9禽流感病毒的最重要蛋白HA（N9基因）来源于中国江苏洪泽湖花脸鸭（即H11N9病毒株），即NA蛋白并非来源于韩国。并认为，杭州是H7N3病毒的分离地，也是本次流感流行的主要疫区之一，洪泽湖是中国第4大淡水湖，是水禽的主要栖息地之一，也是H11N9病毒的分离地，也就是说，从本次流感最初发生地、H7亚型HA贡献株分离地以及H11N9病毒分离地点来看，均位于中国的华东地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病毒株发生重组的可能性也远高于韩国株。

湿地是人类抵御禽流感的屏障，禽流感防控首先得反思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新京报》早先报道，随着禽流感疫病的发展，流行病学及其他调查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湿地受到破坏并缩小，湿地受到污染，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才是禽流感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有专家分析，正是候鸟与人的隔离带———湿地被毁、防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候鸟成为这场灾难的元凶。以绿洲农业为主的新疆，居民也都缘水而居，人与候鸟一度曾隔湿地各自而居，而现在被开发的湿地却成了禽流感的高发区。

一项调查表明，2005年新疆发生的9起禽流感疫情发生地点无一例外都在水域湿地附近（《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23日）。

早在禽流感来临之前，就有专家指出，候鸟的生存空间已过多被人打扰、挤占，这一问题若不引起重视，将面临禽流感暴发的危机。

专家们认为，迁徙的候鸟是一个禽流感病毒的大贮存库。虽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村民务农、放牧时将病毒带给家禽的，但专家都认为此次疫情与人挤占候鸟的生存空间密切相关。近年来，人类活动和候鸟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频繁地交织在一起，缓冲区域已不存在，家禽也失去了应有的保护屏障，人与候鸟的频繁接触加剧了禽流感病毒的传播。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谷景和曾经是一位鸟类研究专家，他也是中国科学院湿地研究中心委员。谷景和指出，禽流感病毒在候鸟间一直存在。尽管目前禽流感传播途径还不明确，但湖泊、湿地对人类与候鸟之间却起到了缓冲带的作用，对湿地的保护已经是迫在眉睫。

鸟类的迁徙行为是一种风险极大的疾病传播途径。禽流感病毒完全可能沿着飞鸟的迁徙路线传播。虽然每年迎来送往大批过境的候鸟，但对于过境的候鸟了解太少。有关研究发现，候鸟可以带禽流感病毒存活，家禽却不能。这一特性，对候鸟是否带毒进行检测增加了难度。有关部门在禽流感暴发后曾对候鸟进行病理监测，但未发现带有禽流感病毒的候鸟。

到底是哪些种类的候鸟是禽流感病毒的携带者？什么时候迁徙？迁徙路线经过哪里？传播途径是什么？空白、滞后的监测体系对禽流感的预防来说任重道远。

对于畜牧兽医部门来讲，禽流感是头号杀手，一直是预防的重点。但对于林业部门来讲，禽流感对他们来说是个相对陌生的课题，由于没有候鸟监测体系，在候鸟中监测禽流感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