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来看，峪口禽业在科学减负方面做得比较好，在生物安全方面也做得很到位，这主要得益于峪口禽业决策者与管理层对于家禽免疫与健康、生物安全有正确认识并加以实践，观念上不存在障碍，有自己的理念，并勇于承担风险。

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刘秀梵
“我们强调自己国情的特殊，过分强调使用疫苗和药物，甚至滥用疫苗和药物，这就偏离了科学。”

面对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逐步演变成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中国的家禽行业及企业如何提升疫病防控能力？如何在科学的基础上认识传染性疾病防控中使用相关疫苗和药物与加强生物安全的关系?养殖场自身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与养殖场之间的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和相关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孰轻孰重？对二者忽视最终将损害谁的利益？出路又在何方？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到底该如何减？由此是否带来发生疾病的风险？带着这些问题，《国际家禽》杂志记者新近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刘秀梵。

《国际家禽》：请您谈谈禽病在中国多发的原因及禽病防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刘秀梵：近年来家禽疾病越来越多，禽病防控形势越来越复杂，这涉及多方面的原因。

总体来看，经过30多年，我国养禽业从庭院养殖、小规模养殖发展到大规模养殖、集约化养殖，不论是禽蛋产业还是禽肉产业发展均非常迅猛，养殖模式也多种多样。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与家禽产业相关的基础建设并未同步跟进，从业人员对疫病防控的科学知识和理念落后于产业的发展，因此出现禽病多发且一些家禽疫病很难得到有效控制的局面，这是产业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的问题，并不奇怪。

从行业角度看，造成我们国家家禽疫病多发的原因还涉及理念、管理、技术层面。业界在禽病防控、生物安全方面的认知与科学理念缺乏明确的认识。我国禽病防控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过分依赖疫苗和药物，而忽视了生物安全系统建设为主的其他防控措施。

目前，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在家禽疾病防控体系建设方面都比较完善，不同的禽病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我们可以从中有所借鉴，但很难完全照搬。我们应该学习如何从大的方面着手普及家禽疾病科学的防控理念，彻底改变凡提及家禽疫病防控就是打疫苗、用药物这样的观念。大家知道，传染性疾病发生流行必须有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畜群3个条件，有效的防控必须在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畜群3个方面形成合力，而前两者主要靠生物安全，后者才是使用疫苗和药物。因此单靠疫苗或药物是不能有效防控疫病的。

《国际家禽》：面对目前的禽病防控复杂形势，什么样的理念才是科学理念？

刘秀梵：10多年前，我提出免疫程序优化的问题，根据疫病的科学防控理念——疫苗仅是完整的疫病防控策略的一部分，要科学使用疫苗，对免疫程序进行优化。这个完整的疫病防控策略包括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发生疫情时动物及其产品流通的限制、扑杀销毁感染动物、疫点的隔离与封锁以及消毒、谨慎使用疫苗等。

就这一理念本身而言，我们并没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因为国外发达国家早就按照科学防控理念来应对动物疫病。我们国家也是以此理念出发来防控家禽疫病，只不过有些企业走偏了。我们强调自己国情的特殊，过分强调使用疫苗和药物，甚至滥用疫苗和药物，这就偏离了科学。

我之所以提出科学减负，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家禽行业过多使用、滥用疫苗和药物的这一现象很普遍，有的家禽养殖场在疫苗使用方面非常离谱——针对一种病如新城疫，鸡的一生要打10多次甚至20次以上的疫苗，家禽不堪重负，企业也不堪重负，这样做也没有科学依据。

《国际家禽》：过多使用、滥用疫苗是缺乏科学理念指导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在加重了家禽健康成长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养殖企业及产业链的负担，更加大了未来疫病防控的风险?

刘秀梵：早在2009年，我提出我们国家养禽业使用疫苗存在“三多一大”的现象。

第一多是使用疫苗的病种多，有十几种。对这些病种进行疫苗免疫是否都是必需的?凡是有疫苗的病种全部选用对应疫苗免疫对家禽健康有益还是有害?

通过加强生物安全措施，有的疫病发生概率是极低的，一般不需要使用疫苗。对于这类疫病，注射疫苗反而对家禽机体免疫力带来一定的副作用，进而降低禽群免疫力，不利于家禽疫病防控;对家禽生产而言，既增加了人工成本又让禽群产生应激，也会进一步影响家禽的生产性能。

在发达国家，对有的家禽疫病不采用疫苗免疫。通常，只免疫发生风险较大的几种疾病。国内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峪口禽业监测发现鸡传染性鼻炎(IC)数年没有发生后，说明此病发生风险很小，就选择不再打IC疫苗。

第二多是同一种疾病使用的疫苗毒株多，如在同一鸡群使用的传染性支气管炎(IB)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疫苗毒株在3~4种以上(H120，LDT3，4/91，2886，con株，H52，Ma5，M41)。有些疫苗本身会引起免疫抑制，有的毒株对家禽免疫器官的危害非常大，会导致家禽的整体免疫力下降。目前，在我们国家传染性支气管炎优势流行的毒株QX型已有疫苗生产，但是有些分离株所占比例很小。我们国内有些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里的疫苗毒株，对应型别的现场分离株还没有，根据规范管理是不能使用的。因为这种活疫苗免疫接种后易与野毒发生重组现象，产生新型别的野毒，以致疫病防控更加复杂化。

第三多是同一种疾病在一个生产周期使用疫苗的次数多，如蛋鸡和种鸡的鸡新城疫（ND）、H5型高致病性禽流感(H5 HPAI)、传染性支气管炎均在10次以上。目前，欧美国家的种鸡、蛋鸡针对新城疫普遍实行两次活疫苗免疫——1次在4周龄，1次在8周龄，还有在16周龄——开产前用1次灭活苗免疫。在这方面我们与国际差距比较悬殊。比如，国内某企业对肉种鸡免疫次数接近30次。

所谓一大，就是大剂量使用活疫苗、灭活疫苗，这是超过正常需要的。有的养殖场活疫苗注射剂量达到正常用量的几倍，这样做没有科学依据。无论是活疫苗还是灭活疫苗，过量使用无利而有害，有可能产生免疫麻痹和其他副作用。使用疫苗的“三多一大”现象，是过分依赖疫苗、滥用疫苗的结果。

《国际家禽》：通过科学减负来解决“三多一大”的问题，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

刘秀梵：我们提出科学减负，就是要改变“三多一大”的现状，就是要下决心把免疫的病种数、免疫的毒株数、免疫的次数和免疫的剂量降到合理水平。科学减负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是要提高生物安全水平，堵起所有可能引发疫病风险发生的漏洞，把养殖场的生物安全做到极致。一种疾病的流行、传播有三个关键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禽畜群体，若三者缺一则不可能形成流行。而控制传染病首先需要依赖生物安全，其次才是依靠疫苗免疫。目前，我们国家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及管理者仍然持有“细菌病靠药物，病毒病靠疫苗”、“手中有苗，心中不慌”、“一针(疫苗)定天下”等错误观念，这违反了传染病防控的最基本原则：必须在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提高易感禽畜群体免疫状态这三个环节上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控制疾病流行。

第二，必须对家禽群体作规范的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学检测，科学减负实施方案的制定以此为基础。按照规范的免疫学检测，既需要看抗体平均滴度又需要要看抗体离散度，虽然平均滴度很高但离散度很大，说明还存在问题。

第三，要对所在养殖场近几年的主要疾病及流行病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并根据连续的病原学监测结果评估主要疾病发生的风险有多大，由此确定科学减负的实施方案。

所以，做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是有前提条件的，在实施科学减负前，必须强化生物安全，规范免疫监测和病原学监测，进行相关疫病的风险评估。在这个前提下，科学减负就能顺利进行。科学减负就是要把不合理的免疫程序进行优化，把生物安全作为疫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把疫苗免疫作为疫病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际家禽》：科学减负会不会带来疾病发生的风险?如何降低这种风险?

刘秀梵：前面已经谈到实施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的前提条件，关键是提高生物安全水平，这一点做好了就不会带来疾病发生的风险。生物安全既包括养殖场内部的生物安全，也包括养殖场外部的生物安全，即养殖场之间的生物安全。同时，还涉及来自不同跨境的生物安全，如国际跨境贸易方面的生物安全，涉及有关检验检疫的法规标准及海关管理问题，有的传染病通过走私肉等途径传播。再比如农场与农场之间的生物安全，涉及有关公共管理、政府相关部门规定以及生物安全教育、社会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等诸多方面。

通常，大型规模养鸡场周围几公里内最好不要饲养其他的家禽。若在其附近有农户放养鸡、鸭、鹅及鸽子等，这对其生物安全来说是一大漏洞，引发疾病传播的风险极大。虽然此问题涉及公共管理层面不在企业自身管理范围之内，但必须协调有关方面加以有效管控。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重大动物疫情，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报告制度，确保能在第一时间上报，从而有效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对养殖企业生物安全等级分类，我们国家的鸡群中仅小部分能达到1类和2类高生物安全标准，多数蛋鸡群和肉鸡群仍处于较低生物安全水平的3类和最低生物安全水平的4类。这与发达国家养禽业主体为高生物安生等级(1类和2类)的大型集约化饲养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对于企业来说，提升生物安全水平不单要靠硬件建设还要加强软件投入，包括管理者的理念、决策以及员工的安全意识、观念和执行力等方面。从企业领导、高层管理者到每一名员工，时时处处事事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避免把病毒带入养殖场的任何一种可能性。

根据“十二五”期间在一些企业实施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的经验，我们总结出了一个路线图：在原先免疫程序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生物安全、规范免疫监测和病原监测以及近年来疾病发生的分析，对主要传染病作出风险评估，由此制定新的优化免疫程序方案，在企业内2~3个生产小区进行试验，根据试验结果进一步优化免疫程序，最后在企业内全面推广。按照这个路线图进行科学减负，可以把疾病发生风险降低到最小，不仅节省使用疫苗和药物的费用，还能提高家禽的生产性能，增加经济效益。

从目前来看，峪口禽业在科学减负方面做得比较好，在生物安全方面也做得很到位，这主要得益于峪口禽业决策者与管理层对于家禽免疫与健康、生物安全有正确认识并加以实践，观念上不存在障碍，有自己的理念，并勇于承担风险。

《国际家禽》：从理念到实践，科学减负已在峪口禽业取得良好成效，其他的企业进展如何?

刘秀梵：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蛋鸡，也适用于肉鸡和其他家禽，同样适用猪等养殖动物。养殖业是疫苗厂、药厂的“衣食父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论从禽畜产业链健康发展、食品安全以及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来讲，科学养殖、科学使用疫苗和药物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是企业提质增效的途径之一，在减少用药成本与人力成本的同时，可以降低禽群应激。如峪口禽业在“十二五”期间就提出“5减2不免”，前“3减”是减少疫苗病种、减少疫苗毒株、减少免疫次数，与我提出的“三多”是相应的。第“4减”是减少疫苗剂量，与我提出的“一大”相对应。第“5减”是减少应激。“2不免”，即21日龄前不免疫(1日龄除外)，产蛋期间不免疫。

现在，这一理念已在蛋鸡行业向实践推进。如晓鸣农牧、华裕农业、德青源、大午集团等企业也按照自身企业发展需求推进免疫程序优化——科学减负。不少疫苗生产企业对这一理念也表示认同。从疫苗研发领域来讲，也需要致力向科学减负方向发展，如开发免疫原性比原来强的疫苗，本身可以减少免疫次数。

总之，从理念到实践，科学减负的目标就是找出合适的方法进一步有效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确保禽畜群体健康，让产业链各环节的经济效益逐步得到提升，让产业链健康发展。

《国际家禽》：在推进家禽疫病防控和免疫科学减负工作中，兽医是关键角色。以此，请您谈谈中国兽医教育改革的空间?

刘秀梵：目前，中国的兽医教育还未与国际接轨，两方面有待加强。一是要着眼于从理念到方法再到实践的教育过程;二是兽医的工作很大一部分与人畜共患病、食品安全等公共卫生问题有关，需要加强兽医专业学生对环境、人类、动物和谐发展的一个健康的理念和实践。

当前，中国的兽医教育不是职业教育，尚未与国际接轨，这方面存在实际困难。同时，我们国家的兽医教育是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的兽医教育同医学专业培养全科医生一样，致力于培养职业兽医师(DVM)，兽医教育的门槛高、学制长，兽医职业受到社会普遍尊重。而中国在兽医职业的广泛认知、职业考核与系统培养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刘秀梵，1941年5月19日生，江苏省靖江市团结乡长胜村人。1965年7月毕业于苏北农学院兽医专业。现任兽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预防兽医学学科带头人，农业部畜禽传染病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农业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扬州市委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先后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研修生物技术，美国农业部禽病和肿瘤学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作访问教授。1986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0年，被授予“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1996年、2000年，分别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教师”；1997年，获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2000年，被评为“江苏省师德模范”，200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05年获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200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先后承担“863”项目、“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以及一批部省级科研项目，并取得众多研究成果。鸡传染性法氏囊病中等毒力活疫苗（NF8株）的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新城疫检疫规程”2000年被农业部鉴定为国家标准，先后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甲类）三等奖多项。在国内率先将单抗技术应用于动物疫病研究和控制领域，研制出针对重要畜禽病原体的单抗100多种，建立了快速诊断检验的新方法；研制出禽流感（H9亚型）灭活疫苗和鸡马立克氏病2+3型双价活疫苗等5种新疫苗，取得国家新兽药证书，已批准工业化生产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主编我国第一部兽医流行病学教材和专著，在我国禽流感、新城疫等重要动物疫病流行病学研究中，做了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为制定相关疫病的有效防制对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同时，在重要畜禽疫病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及新城疫病毒基因组结构等基础研究中有重要发现，在载体和重组疫苗等高新技术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SCI收录论文18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16篇）。

承担多门博、硕士生专业课程，并取得一批成果。《单克隆抗体在农业上的应用》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兽医流行病学原理》获1996年农业优秀教材一等奖；“畜禽传染病教学新体系的建立与实践”获1997年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已培养博士26名和硕士82名，同时培养了一批本学科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